关于推进“古苗疆走廊”(苗疆文化走廊)建设的报告

2016-12-05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东中西互济、海陆统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世界繁荣发展与和平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宏大的系统工程,是未来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必将影响深远。

  “古苗疆走廊”是一条有近3000里长,约有9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有3000余万人口及20多个民族分布其间。自开通以来700多年间,“古苗疆走廊”不仅一直是连接中国内地与西南边疆、横亘湘黔滇三省的交通大动脉,也是中国进出东南亚和南亚的著名陆路国际通道。挖掘“古苗疆走廊”沿线的文化遗产亮点,重新认识“古苗疆走廊”历史作用和价值,恢复其本来面目,对推动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文化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增进民族团结,探索扶贫攻坚的新思路,进而疏通经络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一、“古苗疆走廊”的历史沿革及区域

   所谓的“古苗疆走廊”,指的是元代1291年新开通的连接从今天的湖南常德经贵州通往云南昆明的一条古驿道。它起自湖南常德,沿沅江经桃源、沅陵、晃州进入贵州;接着经平溪(今玉屏)、镇远、偏桥(今施秉)、黄平、麻峡(今麻江)、新添(今贵定)、贵州(今贵阳)、普定(今安顺)、普安(今盘县)等地入云南,经曲靖等地至中庆(今昆明)。复由中庆西行而南折,走大理、永昌(今宝山)、腾越(今腾冲),通往缅国(今缅甸)、八百媳妇(今泰国清迈、清莱一带),并联通老挝、柬埔寨及印度。这里所说的“古苗疆走廊”主要是指从常德经贵州至昆明的这条驿道。唐宋时期以前,传统上从云南边疆或东南亚等国进入中国的陆路有两条主要线路:一条是西线的“灵关道”(也称为牦牛道、清溪关道等),此道从成都出发,经雅安、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至云南大理;另一条是东线的“五尺道”(也称石门道),自成都沿岷江至宜宾,复经大关、昭通、曲靖、昆明、楚雄,至大理与西线汇合,然后从大理经保山、腾冲出境至缅甸等国。但是元代开辟了“古苗疆走廊”以后,从云南或东南亚诸国取道贵州进入湖广(今湖南、湖北),就不再走四川线路。这条交通路线自开通后700多年间基本一直保持通畅,是中原进入西南云贵高原地区的主要交通干线。

   早在公元前后两汉时期,贵州地区就和中原发生了密切的接触。中原的国家政权也曾深入到贵州腹地,征服了“夜郎”、“且兰”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设立郡县进行统治。但客观上看,在“古苗疆走廊”开通前,以苗岭山脉为中心的贵州地域长期处在数省的边缘地带,被视为一块“蛮荒之地”。元代开辟了“古苗疆走廊”以后,贵州的在西南地缘格局上战略地位急剧上升,为确保对这条道路的控制,明朝于1413年设立了贵州省,由此贵州作为西南交通枢纽的地位得以确立。“古苗疆走廊”既是本土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不断融汇、发展而形成的走廊带,又是历代王朝为更好地控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积极谋求边界安宁与东南亚区域各国睦邻友好、商贸往来而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

 

二、“古苗疆走廊”文化资源挖掘的重大意义

   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加强和加快“古苗疆走廊”经济建设、扶贫攻坚、信息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对外贸易以及挖掘、保护文化多样性、开发文化创意、发展文化产业,坚持绿色发展,助推贵州旅游产业井喷式发展,与全国同步实现实现小康,等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古苗疆走廊”的文化遗产价值

  “古苗疆走廊”倡仪是基于“一带一路”视野下重新提起的。“古苗疆走廊”形成的历史久远,其历史记忆厚重,文化形态丰富,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支撑。“古苗疆走廊”除了东由湖南起经玉屏县横贯贵州而西出盘县进入云南,一路串起十几个县之外,沿带状辐射周边的几十个县,形成了一条状的带走廊区域。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文物考古部门在这条带状走廊区域进行的科研和基本建设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就有不少的战国时期、两汉时期、唐宋时期以元、明、清时期的精贵文物,整个走廊的不可移动文物、古迹甚多,原古驿道的不少路段、石桥、驿站仍有遗存和遗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称:民族民间文化)方面,仅省级名录与上升为国家级名录就有近千项,可谓文化遗产资源富积,是申报世界线形文化遗产的重要支撑,同时也将为建设多彩贵州民族文化强省作出重要贡献。

2.“古苗疆走廊”的精神遗产价值

  “古苗疆走廊”扎根在沟谷纵横、溪河交错、山高林密的云贵高原的山脉之中。它由东向西经湘、黔、滇三省后伸进东南亚及印度文化圈内,被公认为是中国西南西出东南亚的陆地大通道,是近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生命补给线,是东南亚缅甸诸国在明、清王朝以及当今中国陆上往来的大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开拓、发展和演进是中世纪以来军屯、民屯、商屯和本土居民共同劳作的成果,沿走廊带的关隘、驿道、寺院、村落、古镇星落棋布,彰显了开拓者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山地文化与走廊文化的魅力。今天重走“古苗疆走廊”,昨天人们勤于开拓、不畏艰难、通往直前、相互包容之从精神仍随处可见。这是在今天的脱贫攻坚决胜阶段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

3.“古苗疆走廊”的和谐共生价值

  “古苗疆走廊”是一条廊带连接湘、黔、滇三省几十个县,汉族与几十个少数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相互往来、相互贸易、相互谅解、相互团结,共同耕耘的区域,共同缔造了“古苗疆走廊”灿烂的文化。在“古苗疆走廊”带势基础上,当下开凿形成的沪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杭瑞高速公路等进一步沟通了东南沿海以及内地与西南腹地、西南边疆快速交往与贸易。为这样快速通道的开通,“古苗疆走廊”沿线的各族人民团结协作,迁移让地,与筑大军共筑幸福快车道,为大西南、为全中国经济腾飞,为稳定西南边疆,为增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交往和区域间的商贸活动作出了贡献,也为党中央号召贵州建立“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提供了范例。

4.“古苗疆走廊”的桥梁连通价值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古苗疆文化走廊”的走向,依托这条古老廊带与现代的快速车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原生态文化群为合作平台,打造中国西南——东南亚(东盟)等国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合作走廊。“古苗疆走廊”将为架起孟中、印、缅、越、柬、泰、老合作的桥梁再发力,从而奏响在“一带一路”交响乐中的响亮乐章,并自觉和奋力地挤上了“一带一路”发展快车。

5. “古苗疆走廊”的多彩文化价值

历史以来,“古苗疆走廊”沿线就居住着汉、苗、侗、布依等等几十个少数民族,经过数百年的交流和交融,形成了既有区域性整体特点,又兼具民族特色的多姿多彩文化资源宝库。如黔北和黔东的土司文化、黔西的屯堡文化、黔东南及黔南等地原生态文化等。有苗族史诗《苗族古歌》、《亚鲁王》,有传统祭祀鼓藏节,有独特的木鼓舞、踩鼓舞、水鼓舞、四面鼓舞、铜鼓舞、侗族大歌等等。民族传统节日有芦笙节、苗年节、吃新节、跳花节、斗牛节等等,“古苗疆走廊”有“百节之乡”的美称,而这些节日又是民族文化及民俗、服饰、银饰的活态博览会。此外,“古苗疆走廊”还有许许多多的传统村落,有大量的吊脚楼、木瓦房;有鼓楼、风雨桥……。古苗疆不仅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且是原生态的保存和持续传承,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典型区域,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支撑。“古苗疆走廊”尽快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其原生态的多姿多彩文化将在国际上彰显出更大的魅力,也将吸引众多的外资来投资“古苗疆走廊”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事业。


三、“古苗疆走廊”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行性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西南地区。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贵州地处西南地区南下出海大通道交通枢纽位置,历史上,“古苗疆走廊”沿线地区城镇密集、人口集中,经济活跃,是一条横亘湘黔滇三省陆路经济走廊带,它是衔接长江经济圈和珠江经济圈的中间过渡地带,对西南、中南、华南、华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影响巨大。陆路向北可经过重庆、成都连接欧亚大陆桥,直接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向南可通过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连接广东、广西等地,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重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渝新欧亚大陆桥起点,北部湾和广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贵州恰好处于两个起点的中间腹地,是两地连接距离最近的通道,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居于这样的重要地理位置,贵州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是十分可行的,也是顺理成章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本走向是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地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在这一基本走向的框架下,2013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印度期间提出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倡仪。孟中印缅陆路通道建成,将使新欧亚大陆与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连通,中国西部地区与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将大大缩短运距、成本和时间,中国西南地区经贸发展的区位劣势将大为改观,有利于大西南地区扩大对南亚的开放力度,促进“古苗疆走廊”的贸易合作、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古苗疆走廊”在“一带一路”的基本走向的格局下,充分依托这条走廊西端——云南的区位优势,借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陆路国际运输通道的打通,向东南亚地区、东盟各国推荐“古苗疆走廊”各民族的原生态文化,开展文化艺术展演交流;推荐原生态旅游和山地旅游资源,推荐民风民俗与民间工艺制作等,以求民心相通,从而为“古苗疆走廊”区域与东南亚地区、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夯实民心基础,以进一步参与东南亚、南亚等国际间的区域合作,全面提高“古苗疆走廊”对外开放水平,助推全省脱贫攻坚工程早日完成。


四、加强“古苗疆走廊”建设的措施

   “古苗疆走廊”由东向西横穿贵州腹地,南邻地处我国大陆东、中、西三个地带的交汇点和华南、中南、西南三个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结合部的区位优势的广西;且广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凸显出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西与素有七彩云南之称的云南连接,而云南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织部分,与南亚、东南亚周边国家地相连,人相亲、话相通、物相流,有着良好的政府民间关系和经济合作基础,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建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缘区位等优势。借助于广西是“一带一路”对外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对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优势,“古苗疆走廊”要练好内功,落实措施,自信和自觉融入“一带一路”后才能稳步前进,快步发展。

  1. 成立贵州省“古苗疆走廊”(或“苗疆文化走廊”)建设与发展领导小组。组织落实是抓好“古苗疆走廊”融入“一带一路”的关键,由省人民政府一名副省长任领导小组组长,分管的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发展和改革委的主任任副组长;省财政厅、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省文化厅、省住建厅、省旅游发展委、省扶贫办、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局、贵州日报社、省文物局、省社会科学院、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任领导小组成员。根据推进“古苗疆走廊”融入“一带一路”需展开的工作,分别设立不同行业的工作小组,并按业务范畴而设在各相关委、厅、局。

  2. 编制“古苗疆走廊”建设与发展总体规划。由上述成立的领导小组明确相关工作人员组成《规划》编制组,并尽快深入到“古苗疆走廊”开展调研,抓紧抓好《“古苗疆走廊”建设与发展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此《规划》一旦经领导小组审查批准后,立即上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和财政部。

  3. 筹备召开以“古苗疆走廊”为中心议题的“‘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贵阳高峰论坛”

要由领导小组委派相关工作小组组织相关专家、学者深入“古苗疆走廊”开展实地调研,并要求在相应时间写出调研报告、学术文章。会议计划2017年4月左右召开,目前筹备工作已经展开。会议应邀请湖南、云南两省以及国家层面的相关学者参加高峰论坛,成立湘、黔、滇“古苗疆走廊”建设与发展联席会议及可持续推动机制。择选出优秀论文编辑成书,公开出版发行。首次高峰论坛要形成:《关于“古苗疆走廊”融入“一带一路”的共识》。

  4. 《贵州日报》设立相应栏目,即“一带一路”视野下的“古苗疆走廊”,刊发相关“古苗疆走廊”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等相关文章以及具体运作的典型经验,扩大社会宣传面。贵州日报小梅工作室组成“古苗疆走廊”建设与发展摄制组,深入“古苗疆走廊”人类学纪录片,组织“重走古苗疆走廊”深度文化调研和全域旅游活动,出版“古苗疆走廊”系列学术专著集、文化笔记、旅游推介等相关文本,以扩大媒体宣传,营造宣传氛围。

  6.2017年秋季,在贵阳举办“古苗疆走廊”文化遗产展览,由省文化厅、省文物局,邀请湖南省文化厅、湖南省文物局,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文物局组织相关文物精品和非物质文化产品精品联合展出,邀请国家级相关媒体派出记者参观,做好宣传报到,以进一步扩大“古苗疆走廊”对外文化影响力。

  7.积极开展“古苗疆走廊”申报线型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期工作。鉴于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经验,由省文物局组织相关专业工作人员、专家深入“古苗疆走廊”调研,搜集材料,启动申遗的前期工作。

  8.开展“古苗疆走廊”扶贫攻坚调研工作,撰写出调研报告,上报省委政策研究室后报请省主要领导阅批,以发重力助推“古苗疆走廊”各项扶贫活动向深度、广度展开。

  9.借鉴“藏羌彝文化走廊”的成功经验,利用“古苗疆走廊”研究的已有基础和成果,向国家相关部门提交专题报告,纳入经济、文化建设的国家规划中。

  10.省财政厅要依据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拨给“古苗疆走廊”相关工作的启动资金,并在2017年乃至“ 十三五”时期每年给“古苗疆走廊”建设与发展活动单列一定的支出预算,帮助“古苗疆走廊”尽快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盘子

 

                                

                                                  贵州省人类学学会

 

                                                 二Ο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杨志强(贵州大学教授,贵州省人类学学会会长)

                      王小梅(《贵州日报》高级记者,贵州省人类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吴建伟(执笔,贵州省文化厅原副巡视员、贵州省文物局原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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