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也要反思自己——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徐杰舜教授访谈录

2016-11-07

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徐杰舜教授


访谈者:吕永锋、徐杰舜


吕永锋(以下简称吕):首先非常感谢徐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第四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能在吉首大学召开,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我们为此一直在努力地准备,在此我想了解一下您为什么会选择在我校召开第四届人类学高级论坛?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这是我第三次来美丽的湘西吉首大学。1987年,我参加由中南民族学院彭英明教授主持的《民族理论》教材的编写,住在吉首一个偏远的招待所讨论了三五天,其间彭教授带我们到吉首大学会见了一些中南民院毕业的校友,当时的吉首大学感觉就像一所破庙,房子既破又旧,心想这也算一所高校?


吕:那时是我校前期的艰苦奋斗办学阶段。


徐:我那时的印象就是吉首大学太乡土了。第二次是在十几年后,也就是今年4月底,为召开第四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特前来考察。之所以把本次论坛定在吉首大学召开,因为它是我们民族院校中近十年来发展特别快的一所。据我所知有两所大学发展很快,一个是你们吉首大学,另一个是湖北民院。吉大发展之迅速,可以说整个学校完全鸟枪换炮。从照片上看,这学校很美,特别是你们那个拱桥,很有特色,我所在的广西民族学院,有个相思湖,但你们风雨湖上的桥比我们相思湖上的同心桥更为秀丽,更有特色。现在吉首大学已经变成了一所非常现代化的高等学府。


这几年我也一直与罗康隆教授保持着学术往来,早在5年前,第一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举办时,罗教授就参加了会议。第二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银川举行时,游俊校长又亲自带队参会,杨庭硕教授、李汉林教授、罗康隆教授都到场,看得出你们非常重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游校长当时就表示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在吉首大学承办此会。我就在那时认识了游校长,感到作为一所综合性高校的校长,能如此重视这个学科,这在高等学校中还是不太容易的。很多学校的校长是理工科出身,而文科方面的也就是中文专业或政治学的居多,民族学专业出身的学者担任校长的几乎没有,所以我觉得吉首大学对民族学是非常重视,它完全有能力办好论坛。2005年在中南民院召开第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的会议期间,罗教授明确表示了承办下届会议的决心,另外还有两所学校也表示了此意向,经综合考虑确定了由吉首大学承办第四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其理由是:1、吉首大学是一所全新的民族地区综合性高校;2、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民族学,会议能得到有力支持;3、该校人类学、民族学经多年的学科建设,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学科的四个研究方向人员结构合理,团队整齐。基于这三条理由,吉大有实力承办好此次论坛。事实也证明,从整个论坛的筹备到召开,吉首大学与我们秘书处合作良好。至此会议已尘埃落定,可以说是会议过程紧张有序,学术氛围浓厚,学术水平很高。


吕:感谢徐教授对我们承办此次论坛的一个整体评价,这毕竟是我院首次承办人类学会议。请您对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作一个整体评价。从这些论文中,您觉得人类学研究的总体趋势时什么?


徐:首先从论文的角度来讲,本次主题是“人类学与当代生活”。有三个分论题:“人类学与公共卫生”、“人类学与旅游休闲”、“人类学与当代时尚”。其中以人类学与公共卫生为重点,从提交论文的情况上看也正如此。在收到的五十多篇论文中,公共卫生的文章占了三分之一强,旅游休闲的文章也是近三分之一,二者之和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当代时尚略少,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文章。论文情况通过在会上听到相关学者,如湖南科技大学的潘年英教授看了这次会议论文后认为主题集中,论文与主题演讲相符,主题内容非常好。再从其他学者的反映上看,对我们此次会议所发表论文的质量有个比较好的评价,这是好的一点。第二,再看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演讲看,七篇论文质量很高,第一组是关于“人类学与公共卫生”方面的,庄孔韶教授的论文专门谈的是爱滋病问题和其研究情况,特别提出对爱滋病防治及目前中国爱滋病的发展趋势新的分析,尤其强调从以前的血液和吸毒角度占多数转向现在性传播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很重要的研究成果。第二篇张有春的论文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对中国整个的公共卫生情况做了一个评估,也是很宝贵的。还有杨庭硕教授对公共卫生总体的关怀,所以在公共卫生这块反映了当前人类学界对其关注的前沿。张有春在会上提出人类学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类中心主义,一个是人类学中心主义,这都说明我们人类学家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所站的理论高度和理论视野,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第二组谈到的是“人类学与旅游休闲”的问题,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彭兆荣教授的,他以广西的车水村为例,说明在旅游发展中碰到的各项重要问题,我们怎样去思考生态家园问题,而且这个对我们当前旅游事业的发展、旅游的开发,特别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很有指导作用。张敦福教授的文章完全是从人类学角度的方法做的,通过他的田野、通过他的感受、采访和自身经历说明现在在旅游当中所存在的这样一种状态,对旅游的发展的质疑,怎样才能更人性化、更文明,持续发展,所以这两篇文章应该都是目前人类学界研究旅游方面有自己创见的作品。第三组是“人类学与当代时尚”,我们特别邀请了美国夏威夷大学柏桦教授,他的论文向我们系统地介绍了美国人类学界对服装时尚认识的基本状况,而且他还附上了很好的课件,我们能够从一些图片与文字说明中了解美国人类学家关注时尚问题,特别是关于服装时尚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架构。中南民族大学的周丽娅教授关于时尚元素的研究,非常全面地对服饰时尚元素做了一个分析,也给了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论文的征集到主题演讲都反映出了人;人类学对这三方面问题的前沿观点。第三,从圆桌论坛来讲,提出把公共卫生和旅游休闲打通,实际上公共卫生和旅游休闲是相关的,就像彭兆荣教授的发言中所说,两者打通后可以看出人类如何能够健康的生活,庄孔韶教授在圆桌论坛中提出终极关怀的问题,张有春提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学中心主义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还有罗树杰博士提出的对公共卫生的反思,再是我所谈到的人类生存要健康生活,如何善待自己,善待他者。相关的发言,即兴的、自由的发言,正像柏桦的发言一样,中国学者所关注的当代生活的问题,也是世界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可以反过来说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也应该是前沿,这是比较好的方面,但是这个会议也像有些学者评论中提到的,此次参会人员所写的论文有些并未完全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撰写,而是从其它的角度、其它的学科理论方法来撰写的。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论坛,欢迎大家都参与其中。这种开放性恰恰是我们要搭建的一个学术平台的目的所在。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圈子搞得很小,我们的开放性表现在关注人类学、关心人类学、喜欢人类学的人都能到此进行交流。在交流中,邀请一部分在人类学方面有造诣的专家、资深学者,他们论文与发言就给那些不是科班出身的、非专业的人类学爱好者提供一个范本与样式,他们要借鉴这样的理论去思考,那才是一个人类学的作品。好比在圆桌论坛上谈到的人从生到死的问题;人类学的关怀是什么样的?那就给其它学科的朋友,做民俗学的、文学的、历史学的、宗教学的一些启发。这本身也是互动,实际上他们也给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像昨天涉及的苗族终极关怀的问题、哈尼族终极关怀的问题、土家族终极关怀的问题,那是庄孔韶教授他在研究汉民族终极关怀的问题中不太了解的,就从中获取了新的信息,这就是一种互动,学科式互动。人互动了,学科就互动了,任何一个学科不能包打天下,所以我们反对人类学的中心主义,人类学并不能包办世界一切的问题,但是也不能说人类学太边缘,我们要站稳,我们要发言,我们要关怀,要关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先要关注中国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看法,来推动人类社会的生存,使它更好,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使人类健康的生活。所以我们提出要善待自己。从圆桌论坛的情况看,我们充分展示了这个论坛的开放性,民间性,当然这也是平等,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无论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无论是男是女,大家都是平等发言。从会议的学术成分上讲,这次会议应该是很成功的。所有的代表都一致认同会议的成功。所存在的问题也不一定是问题,因为有些文章不是很规范、经典,它是由其它学科展开的,但是他关注了人类学问题,他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参照,我们也用较规范的形式给别人提供了一个参照,所以说既是问题又不是问题,这就是我们人类学开放的心态,边缘的战略。参会人员并非都是中心学者,中心学者也有,像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上海大学的张敦福博士,而大多数的代表来自边缘学校,这说明一大批人在关注人类学,喜欢人类学,这是人类学今后发展真正的力量所在,人类学不能搞孤家寡人,要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自身的影响。这次会议非常成功,要感谢吉首大学,感谢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吕:我非常赞同您对人类学或对人类学论坛会议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的阐述,那么在现代社会中人类学要接触不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要接触不同的人,这样就需要更强的包容性,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包容、开放的学科。我个人认为从本次会议中的三个主题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和人类学的理解,这也反映了人类学本身在一个学科的应用性研究的强烈倾向。中国人类学研究在面临应用性越来越强的趋势下,这次会议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精彩的应用性研究个案,在聆听发言后,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做的很多应用性研究是在反思人类学定位,人类学者在实践中的自我定位问题,或个人身份问题,或道德等相关的问题,可能相对西方应用人类学研究略显缺乏,我想问,在参与一个社区或一个政府行为中,包括旅游、公共卫生,该如何把人类学学者的自身定位弄清楚,使之争取更多发言机会,把声音传给政府,达到促进社会发展,人类学是一定要参与到社会发展中的,但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徐:你提到实际是人类学的应用性,人类学在中国目前还是个边缘学科,定位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它现在属于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很难出头。制度上安排,往往是一级学科得到的资源较多,二级学科分配得较少,这种状态跟人类学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符。从人类学的国际地位来讲,它是一门显学。在西方国家,人类学无人不晓,它又是联合国科教文下的一级学会,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但在中国却变成了边缘学科,这当然是历史造成的。50年代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撤消,80年代社会问题较多,极力发展社会学。人类学在兴起、恢复时就处于边缘,人类学好象是个纯理论的学科,与当代社会发展不那么密切,所以恢复过程中,学科的的中心不在北京。中国人类学会一直挂靠在厦门大学,中心处在了边缘,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处在边缘,学科力量就很微弱。当时社会学的学科带头人费孝通先生,按照中央的精神把社会学很快的恢复,而人类学却只是较慢地发展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费老思考的方式转变,因为有很多问题最后回归到人类学。1995年由费孝通及北京大学相关的教授建议,开办“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培养一批人才,这样人类学才得以突显;另一原因是海归派的返回,他们是美、英、法等国的人类学博士,给人类学界增添了新鲜血液,他们成为了中坚力量。这批人已成为今天人类学界的领军人物。另一背景是这段时期人类学的著作、翻译介绍很多,在向西方学习的当中,人类学的著作是大量的,普及中对国外有了新的了解,高度注意人类学。高层的重视、海归的归来、西方著作的大量翻译,促进了人类学得发展。1995年至今已开办了八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这时期以培养人才为主,特别强调田野,强调应用,但当时人类学的应用还没站在很高的地位。经过七八年队伍是越来越大。人类学者开始对理论和方法的关注,这是很重要的。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五、六年的时间里,相当一部分是西方人类学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很多的回应。继续按照费孝通提出的社区研究,对一些村庄进行个案研究,就是我们所称得社区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法是回访,很多学者对30年代的汉族社会的农村研究进行了回访。如周大鸣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回访;象庄孔韶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所作的一系列的回访;最近王铭铭教授主持了对云南乡村的一些回访。这都是从社区的角度做的。还有弗雷德曼对中国中南地区的宗族问题投入了比较多的精力,所以这一段时期对宗族问题研究成绩也是比较突出的。还有一部分是与经济人类学相关的内容,如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有一部分学者在做,这个理论与经济相关。真正的人类学家对武雅士的民间信仰问题,宗教问题,在90年代末关注比较多。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我个人的看法是在这一段历史时期里,我们很大的学者基本上是在根据西方,如弗雷德曼的理论,要么验证他们的理论,要么反驳解释不同的看法。象弗雷德曼的宗族理论我们就有好多学者从反面去研究,象兰林友就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思路,武雅士影响了一批宗教研究者。这里出现了一批好的社区研究个案,特别是庄孔韶教授的《穿越时空》已经出版了,王铭铭主编的云南的回访也出版了,相对来说各有特点。一个可能作的更深一点,从理论和方法论层面关怀的情况下,人类学在中国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渐渐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发展着自己。这个发展最重要的是应用。周大鸣教授曾经在《光明日报》发表短文叫《人类学的应用性格》。我觉得任何学科它一定要有用,没有用就不能得到发展。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社会上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完了,但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它真的不能象社会学家那样提出一个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来解决。比如对农民工的管理,用社会学家的方式去管理他们,用暂住证限制他的流动,这对改革开放的东部发展很不利。所以人类学家的介入,提出要善待农民工。又提出任何一个发展快的城市多是移民城市,象上海,它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深圳为什么发展快?它也是移民城市。所以不要小瞧农民工,人类学家提出关怀农民工。如中国科学院的黄平以及周大鸣,这样的学者很多。人类学关注农民工问题显然与社会学家关注农民工问题有所不同,那就是人类学的应用性体现了,人类学的作用在这里就悄悄的出现了。我觉得这个时候许多其他的学科,它们在自己的学科发展当中也都碰到危机,如历史学在改革开放以后就碰到危机,许多高校的历史系就撤销了。象吉大还保留着历史与文化学院,而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本来是很有名的,现在竟然叫旅游文化学院,历史就没有了。人类学的应用性格决定了它一定是有用的。我很欣赏黄金搭档最早的一句广告词:乖乖,真的有效。你学人类学以后,会懂得怎么做人,这是从个人角度来说的,现在不去讲它。如果从学科角度来说,其他学科如果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肯定能够别开生面,柳暗花明又一村,能另辟蹊径。我记得很清楚是福建的一个教育学家,写了一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讲人类学对教育学的影响。因为对教育学来讲,传统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比较保守,而将人类学的方法引进到教育学以后,就是要用前沿的方法,以人的整体性、整合性来进行教育学的研究,马上就有新的成果出来了。历史学也是这样,史学危机喊了多少年了,但中山大学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得非常好,历史人类学在他们那里成为一个基地,搞得很火热。凡是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成果就多,都引人注目,如北京的杨念群、赵世瑜,包括山西大学的北方乡村研究,如行龙都渐成气候,渐成自己的特色,影响就扩大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它的应用性越来越大。象非典发生以后,医学人类学就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生病是人,不是单纯是一个病,是对人的关怀。医生不仅是在看病,更是在看病人。柏桦教授讲他们大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生态人类学,一个是医学人类学。从这个角度讲,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都在发展,在中国逐渐有了影响。所以医学人类学博士特别吃香,因为非典让人感到生病不再是一个生病的问题。再是我们的经济方面,所有经济都是人做的,所以经济人类学与一般的经济学家不同,经济学家仅仅在强调怎么发展,怎样给老板做参谋,所以有人去做执行董事,受到媒体的质疑。人类学家关注的经济问题是关注人的经济问题,所以经济人类学也得到发展。包括建筑人类学,非典以后,北京的建筑就在考虑建筑是否适合人的居住。在北京,冬天窗户只开一点点,空气不流通,居住环境怎么适合人的需要,现在在上海的同济大学就有建筑人类学。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具有应用性。任何一个学科与它互动就会有新的发展。而实际上我们人类学的应用,尤其是党中央提出的一些新的理念,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这些都是人类学蕴含的基本学理。党中央作为自己执政的理念提出来,我觉得一下子就把人类学的地位提高了,这实际上也是人类学的应用性在起作用。现在还没有人写这方面的文章,我觉得这三个执政的理念就是人类学的基本内涵。如果这个时候人类学家还是关起门来只关注他的理论那就会大大的落伍了,就会被时代所淘汰。边缘不会成为中心,不会成为显学。这时候,人类学家就要反思自己,要加强这方面的力量。人类学家在应用中如何定位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吕:是的。人类学家定位有两大意义,在实际的人类学应用或者实践中,我们会发现一方面人类学家希望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他会倾向弱势群体,所以他研究视角很多时候是从弱势群体角度发出的,他可能会提出许多强势的话语,如国家权力、一些强力的经济机构等,这就会发生一些观念上的冲突,出现一些很不协调的情况;另一个方面,人类学不是一个工具性的学科,它不是说怎样做这件事情,它讲的是一种观念,给人们一个提示。它与别的学科参与到一个项目的时候,人类学只是提供一个想法,在具体要解决问题时,还是要靠其他学科,这又让人类学感觉到被排挤到边缘的地位。对这两种应用中出现的问题,您是如何看待,有什么方法来解决人类学家所处的这两种境地?


徐:你的这个困惑,实际上在人类学应用领域都会碰到的问题。我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人类学家进入到应用领域当中,象世行贷款在中国的情况,以前世行在中国的贷款没有人类学家的参与,都是政府官员、某些经济学家们在那里咨询咨询,做个可行性报告,预算如何,开支怎么样就完了。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某个特别的事件,如青海的移民项目,这个移民项目是把汉族的贫困人口迁移到藏区,这个问题马上引起达赖的高度敏感,美国国会议员就抗议,然后世行就很紧张,马上冻结贷款。这就使世界银行做了一个决定,以后中国的贷款一定要经过人类学家的评估,才能够实施。这个时候美国的一位教授叫顾定国,被世行聘为中国项目的顾问,从此在中国的所有项目都要经过人类学家的评估了。所以中国的人类学家有一个很好的机缘进入到应用领域去,参与世行的评估。这时周大鸣教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中国各个地方,所有与世行相关贷款的项目都去做。我就参加过江西农业的世行贷款项目,到过九江地区的几个县。世行要我们评估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世行把钱给这个地方用,他要保证这个钱真正发挥作用,这是一方面。还要知道那个地方的情况,钱要保证钱用到老百姓身上去,用到项目上去。还要弄清这个项目是不是只有少数的官员知道,这个地方的不同族群是不是了解。他要求你了解特别是弱势群体如妇女、宗教信仰者、少数民族,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个项目。我们在江西做评估时就发现这里的妇女了解项目的情况不是很普遍,他就要求你要进行宣传。我们发现许多少数民族人口,但在他们的户口册里没有注明民族,这个少数民族是两江移民到江西去的,而且多半是畲族,那就是少数民族的人,而这些少数民族又有相当一部分人离开了江西,他们回到浙江去,因为浙江的工业发展以后,农民自己不种田了,江西的农民跑回浙江把土地包回去种,他们只交农业税,不交租金。所以少数民族人口就少了。这个地方真的还有基督教徒存在,还在偷偷的发展,教堂建在山上。通过我们的调查,也让他们知道有这个项目。第三,这个项目下来以后,这个钱怎么管理啊?谁来管理?他不会让政府来管理。要让钱真正发挥效应。这样评估人类学家就完全是用人类学的理论参与其中。这些理念如以人为本、关怀弱势族群,在社会控制方面要防止地方官员的非法行为,我们参与就要站在这个角度。这是有外国资金进来的情况下我们这样做。那么国内的怎么办呢?我参加过一个项目,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现在的新农村建设非常有特点,完全不象目前所讲的抓一个村庄,这个县是整个县整体推进新农村建设。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县域经济”吗,这可以说成“县域推进新农村建设”。我写了篇很短的文章,地方官员看了觉得徐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蛮新鲜,蛮重要。他们做的每一项都是很具体的,我管农业局这一块就管双季稻;我管教育局这一块就管教育,互相之间没有一个整体性。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整体推进,我们用人类学的整体观一眼就看穿了这个事情。一个人类学的小小理论的应用,他们就觉得很重要,他们就请我去做了一个课题。我就把他们县里新农村建设的整体情况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新的看法,加以整合。我也向他们提出了十九条建议,以利于他们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我们要对一个人进行沟通,我发现你的缺点,光讲你的缺点,你肯定不会马上接受。我就借用人类学人文关怀的方法先将你肯定,然后再建议你怎样完善自己,怎样发展自己,这样他就肯定会接受了。反过来说,人类学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批判性,在正常社会里能听到批判的声音是有利的;若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人家不听你的怎么办?我想有两种情况:一个我们是人类学家,我们不能违背良心,本来不好,你一定要说他好,那肯定不行。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说出来,不管政府能不能接受。至于个人的力量够不够,我们还是要说出来,这是很重要的。能不能被采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你说出来以后,可能有好的领导,好的企业,他觉得你讲的太对了,他接受。这些在西方来讲是很正常的,西方经常是批评,他可以把总统骂得狗血淋头,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这里当然要注意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我们不能把西方的都拿来乱用。我们对政府的批评往往都是出于公心的。我们是出于一种主客位的立场,我们是旁观者清。好比城市里搞建设,到处拆房子,把我们的传统丢光了等等,碰到这种情况,作为人类学的批判性,那也不能把它丢掉。我们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彭兆荣所讲的人家请他去做旅游规划,他要站在人类学的立场上去做,人家不喜欢他,你不喜欢,那我就不做了,彭兆荣的研究在有些县就受到尊重。我在浙江调查时他们有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批下来,我提的意见就是:第一、不要开发得太快。对于国家森林公园要定好位;第二、路不要修得太好。他们接受了这个意见,正在做。中国到处在破坏,我们看了很心痛,但也只能是讲。如果换人类学家去做一个市长,我相信他会比别人做得更好。人类学只有做得好才有位,有为才有位。象周大鸣忙得不得了,到处去评估;象有些专门研究时尚问题的学者,什么舞蹈学院、电影学院都请他们去上课,所以人类学的发展前途是非常大的,人类学的应用前途也是非常大的。我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人类学与物理、化学还没有什么联系,我想不久物理人类学、化学人类学一定会发展起来。因为我们现在离不开化学,什么都是化学做的。如果我们做不好就会毒害人类。我们怎么样在运用化学制品时关注人类呢?医学人类学明显趋于这方面。拿白色污染来讲,一百年都难分解,有的地方在搞可分解的,但有的地方改得不彻底,这就是化学人类学应该关注的问题。化学人类学一定会有新的发展,包括物理人类学,手机现在已经影响了人,还有网络,这都属于物理的范围,网络人类学实际上是物理人类学的具体化。还有将来机器人对人类会有什么影响?物理人类学将来一定会出现。虽然我们反对人类学中心主义,但人类学的应用价值非常大,人类学应用前景非常广,如果将人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结合起来,那很多问题会解决得更好一些,思路会更开阔些。


吕:我觉得您对人类学的信心跟关爱之情溢于言表,让我非常感动。跟您谈话获益非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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